笔记从此变成了日记
先说说笔记缘何变成了日记。
对我自己来说，笔记和日记的区别在于，笔记不是每天都记，有感有发现时就记一点，没什么值得记的就算了。我记笔记用的是一种中国煤炭报社印制的小型笔记本，记满一本，换一本再记，攒下的笔记有十多本。日记当然是每天都记，雨天记雨，雪天记雪，一天不落。我记日记用的多是北京市政协发给政协委员的日记本，本子是硬皮，像书本一样大，格距比较宽，很适合随时随地写日记。日记对时间的规定性带有某种强制性质，同时也意味着一种责任，它要求我们守时、守信、守责、守己。如果有一天不记，日记的链条就断了，等于这一天失去了自己。回顾起来我还算可以，自从开始记日记，不管东奔西走，还是生病发烧，日复一日，我都坚持了下来。日积月累，我收获的日记也有了十多本，总字数大约有一二百万字吧。
我是从母亲生病那天起开始记日记的，初衷是记录母亲每天的病情变化和治疗情况，以利于更尽心地照顾母亲，让母亲早日恢复健康。
母亲一生生了六个孩子，存活下来我们姐弟五个。我前面有大姐、二姐，后面有妹妹、弟弟，我排在中间。我们长大之后，大姐、二姐和妹妹相继出嫁，我和弟弟到城里参加工作，又分别在城里娶妻、安家。至此，家里只剩下老母亲一个人。我们家有四间房子，还有一个不小的院子。房梁上的燕子窝犹在，只是小燕子都飞走了，燕子窝成了空窝。院子里的石榴树还长在原地，只是爱摘石榴的孩子们都走了。母亲盼着她的孩子翅膀硬起来，飞走。而她的孩子一旦都飞走了，茫然四顾，她难免感到失落、孤单。为了安慰母亲，我和弟弟都曾把母亲接到城里住过，但老人家老家难舍，在城里住上一段时间后，仍要求回老家，宁可一个人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宅上留守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为母亲在家里安了一部电话，通过电话和母亲说说话，以和母亲保持经常性的联系。那时我在中国煤炭报社上班，还当着副刊部的主任，打电话是很方便的。说来不怕别人说我有私心，打长途电话不用花自己的钱，我每天都因工作关系给作者打长途电话，顺手给我母亲打一个也不算多吧。只要不去外地出差，每天下午临下班之前，我几乎都会给母亲打一个电话。我国古代的礼仪讲究每天向母亲问安，我打电话的意思与问安差不多。后来母亲对我说，她每天没别的什么盼头，就盼着我给她打电话。能接到我的电话，她吃得好，睡得好，一天都很高兴。如果哪天接不到我的电话，她心里就空落落的，不踏实。一根电话线两头牵，我和母亲对信息的需求是双向的。人说母子连心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母亲之所以如此，是不是对她的儿子存有一份担忧呢！尽管我什么事儿都不让母亲操心，母亲对儿子的担忧总是不由人啊！村里也有人对我说，有好多次，母亲正在村头和人说话，突然会说：俺儿该来电话了，我得回去接电话，不然的话，俺儿找不着我该着急了。说罢，就赶紧回家去了。
说话到了2000年的4月6日，也就是农历的三月初二。这天北京有大风，吹得黄沙漫漫，空气很不好。我订好了当晚去安徽新集煤矿的火车票，准备以煤炭报记者的身份，去参加一个全国煤矿系统表彰文明矿的会议。此前，我给母亲寄了三百块钱，供母亲到镇上赶庙会用。每年的三月三，离我们刘楼仅有三里远的刘庄店镇上有庙会。庙会很热闹，届时大戏连台，人山人海，堪称展示传统文化的盛典和商品贸易的盛会。除了过大年，人们最期盼的就是每年春天的三月三庙会，连村里的一个瞎子都会被家人用棍子牵着，到镇上赶庙会。母亲只要在老家，每年都会随着涌动的人潮到庙会上赶赶热闹。我给母亲打电话，想问问今年庙会上有几台大戏，是不是还要唱对台戏，并顺便问问母亲，我给她寄的钱收到没有。我连着打了好几次电话，竟无人接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想，或许是大姐把母亲接到她家去了，因为她家离镇上更近一些。
给母亲打不通电话，大姐家没有电话，我接着给二姐打电话。我对二姐说，母亲不在家，可能被大姐接到她家去了。二姐吃不准，问要不要骑车到刘楼看看，确认一下母亲的去向。因二姐家离刘楼比较远，有十八里路，我对二姐说：先不要去，昨天我还给母亲打电话，母亲一直笑着，声音还很硬朗，不会有什么事。二姐也说到，母亲前一段肚子疼，她炒一些盐，把炒热的盐装进一个布袋里，给母亲暖了暖肚子，母亲说不疼了。
二姐说的这个情况，母亲没有跟我说过。母亲就是这样，对在远方的孩子，她从来是报喜不报忧。前不久，母亲获得了镇政府奖给她的教子有方的奖状，还得了一条作为奖品的床单，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了。而她肚子疼的事，却一字都没提及。
没能跟母亲通上电话，我心里还是不踏实。
当晚，我乘坐409次列车，车行一夜，早上7点多钟到了安徽新集煤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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