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
拗相公
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，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，会把宋室焚毁。这场风暴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，人称之为“拗相公”的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。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，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，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拔擢培养、留做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。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争的性质，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。
中国最早的通俗文学至今尚存在者，其中有一篇预示中国小说的来临，是一个短篇小说，叫《拗相公》。那是宋朝通俗文学的短篇小说集，新近才发现，这足以表示，王安石死后不久，在通俗文学之中，他便以其外号为人所知了。那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，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，他不能接受忠言，他不愿承认自己犯错。朋友对王安石的反对，只增强了他贯彻他那政策的决心。有人告诉我们，说个性坚强是一种重要的美德，但是却需要予以精确的说明：就是说坚强的个性是用去做什么事。王安石很可能还记得学生时代曾听见一个平常的格言，说“决心”为成功的秘诀，自己却把固执当做那种美德了。王安石在世时，他在文学界是以“三不足”为人所知的。“三不足”就是“天命不足畏，众言不足从，祖宗之法不足用”。这是苏东坡赠与他的标志。
这位“拗相公”不容任何方面有人反对，朋友方面，或是敌人方面。他能言善道，能说动皇帝相信他的强国之策，决心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到底。这就暗示他要压制一般的反对意见，尤其是谏官的话。谏官的职责本来就是批评朝廷的政策和行动，并充当舆论与朝廷之间的桥梁。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，是好政府必然是“广开言路”，而坏政府则不然。所以开始论到新政之后，自然争论迅即涌向一个更基本的问题，就是批评与异议的自由。这次交战，宰相王安石赢了第一回合；但是此后，全国官员分成了两个阵营，陷于朋党之争，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。几年之后，变法方案即遭修正，或予中止，但是两派的裂痕则演变愈甚，其后果亦更加严重。
在朝廷上此一政争，成了“流俗”与“通变”之争，这两个名称在当代文学里曾多次出现，而王安石亦最喜爱用。凡是王安石所不喜，或与王安石持异议者，王安石皆称之为“流俗”派，而他与其同党则称之为“通变”派。王安石攻击批评者，说恶意阻挠新政。在另一方面，反对派则攻击他，说他“视民间清论为流俗，视异己者为腐败”。刘挚则称：“彼以此为流俗，此以彼为乱常。”王安石这位宰相排斥反对他的御史之时，反对派对他更重要攻击的，是他欲“钳天下人之口”，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。
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展出一个党治的组织，使之具有大家公认的权力，也没有当政党与反对党大家公认的责任。没有计票、举手、表示是否，或其他确定公众意见的方法。中国人在集会时，只是讨论问题，然后同意某一决定。在原则与实际上，对政府政策之批评，政府不但容许，亦且予以鼓励。敌方可推翻内阁，或申谢而退去。每有朋党之争，习惯上是将反对派放出京都，到外地任职。甚至在仁宗和英宗时，政府颇著盛名的领导人物，如范仲淹与欧阳修，都曾贬谪至外地，暂时退居低位，后来又回京得势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一派当权，则另一派退避。
朝内的争论在宋朝演变得越发激烈，是由于宋朝的政府组织制度的特殊所致，因为宋朝对宰相的职权没有明确的规定，内阁很像个国会，由皇帝掌握平衡之权。政府由复杂拙笨的连锁机构组成，功能的界限重复，最后决定的大权仍然在皇帝手中。当时所谓宰相，只是个交际上的称呼而已，实际名称为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”。也许有两位副宰相。一般组织如下：
户部（财政）完全独立，直接对皇帝负责。御史台独立，其他各机构，只供做赠与空衔之用。通常，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。三省各侍郎和枢密院太尉构成知院，称为“知政”。后来，神宗锐予改变，意在简化此一组织制度，权责区划较为分明。门下省司研讨命令，中书省（宰相府）司发布，尚书省司执行。但是纷乱与权责分散，依然如故。
王安石最初只是个参知政事（副宰相），但因受皇帝支持，擅自越权进行变法计划，与吕惠卿、曾布私下决定一切。这自然是在神宗驾前和各知政易于发生争论。主要问题只有两个：一是青苗贷款法，一是御史的言论自由一事。一方面，是元老重臣干练有才之士，人数之众，几乎构成了全体；另一方面，只有一个人，王安石，但有神宗支持，以及另一批默默无名的小人，野心大，精力足，阴险而诡诈。为了便于参考，并免于许多人名的累赘，下一表内列有政争中较重要之人名，以见双方之阵容：
当权派
王安石 （拗相公）
神宗 （雄心万丈的皇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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