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验证明：人在极度绝望和无聊的时候，会异想天开，做出出其不意的事情来。
当我住牛棚的晚期，旧同事老李接任棚长，对我比较宽厚。过去，我在棚里，是最受虐待的。因此，我的心里，松快一些。每天晚上开完会，老李把热在炉上的半饭盒棒子粥喝进肚里，我也把烤好的半个棒子面饼子嚼完，有时就围在他的铺盖前，说几句闲话。有一次，我说我要写一篇小说，第一句是：梅，对我是无缘的。
我看周围的人，对我的话，没有什么兴趣，就转身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晚上开会，竟有一个人，批判我的这个想法，并说：
“这样开头的小说太多了，有什么新鲜!”
这个人，是我们进城时惟一留用的人员。他虽然在我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，而且我还是支部书记(一生中只有这一次，也不明白那时人们为什么选我)。对他为了什么能被留用，以及他的来历和底细，并没有任何了解。
“文革”开始，他是最早站出来革命的三个干部中的一个。每次开批斗会，他总是坐在革命群众的前排，并随时发言插话。当时革命，既以进城老干部为对象，留用人员当然就被看做响当当，很出了一阵风头。后来不知为了什么，也进了牛棚，但仍以特殊身份，备受优待，因此气焰不减。
平心而论，他的发言，还是和我讨论创作上的问题，并没有给我加什么罪名。因为，他一向自称是搞艺术的。但据我所知，说他理论家吧，并没有写出过像样的文章；说他是画家吧，又没有见他发表过什么作品。我到他的宿舍去过，倒是有一些美术方面的书，墙上还挂着一张裱好的，他画的国画，是一只鸭子和两根芦苇。据我看，还只能说是作业，谈不上创作。当然，如果他以后成为名人，也可以拿出去展览。
其实，并非这位人士的批评，把我的文思打断。那时，我怎么能够写小说?脑子里想的是生死大关，家破人亡的问题，这些带有浪漫意思的往事，哪里容我多想，很快就忘记了。那天晚上的几句闲话，只能说是我的一闪之念，那时不正在狠斗一闪念吗?它不斗自消了。
直到一九八二年，我写《病期琐事——太湖》一文时，我才又写到，一九五八年，在大箕山养病期间，我曾三次，一个人雇一只小船，去无锡那有名的梅园访梅。有一次，遇到下雨，我一个人在园中，留连了整整一个上午，并在梅园后院一大间放农具的房子里，惆怅地望着满园落泪一样的梅花，追索往事。
我生在北方，只见过杏花，没见过梅花。我以为杏花开放，是北方田野最美丽的点缀。一片火红，灿烂夺目。梅花名声更大，但我三次去梅园，不是早了，就是迟了，不然就是遇到下雨。
所以，我那小说的开头就说：梅，对我是无缘的。
事实是，梅对我是有缘的，是我负了心。我给她写了一封信，她很快就回信，一口答应了。我很快又反悔，这对她的伤害太大了。我一生也不能原谅自己。
关于这段经过，我曾写进《善闇室纪年——在延安》一节中，发表在《江城月刊》上。后来编入集子时，责任编辑是一位女同志，她认为，既然没成为事实，现在还提它作甚?为了照顾我的名声，好心地给删了去。其实是不必要的。
我一生中，做过很多错事，鲁莽事，荒唐事。特别是轻举妄动的事，删不胜删。中国有一部经书——《易》。我晚年想读一下，但终于不能读懂。我只能如此解释它：易，就是变易之易，就是轻易之易。再说得浅近一些：易，既然是卦，就是世事和人事，都容易变卦之意。
变卦，对英雄豪杰来说，有时还有利有弊，有幸有不幸，有祸有福。对于弱者，就只能有伤痛，有灾难，有死亡。以上这些言词，当然都是在我将死之年，对我的不稳定性格的一种诠释。
梅，是我的学生，就在她答应和我缔结同心之时，也只是在延河边上，共同散步十分钟。临别时，我还保持老师的严肃习惯，连她的手也没有握一下。
所以她以后，也能原谅我。当我的老伴去世以后，她曾托人把她的已经失去丈夫的妹妹介绍给我，我没有应允。后来，她又告诉她在天津的弟弟，有合适的，给我找个作伴的人。她还不大了解，我不只是一个凡夫俗子，而且智能低下，像我这样的人，也只能孤独地生活下去，不能再和别人同居了。但因为她对我的关心，我也不断想起往事，并关心她晚年的生活，像这样宽厚待人的人，一定会是幸福无量的。
原谅是由于信任。当时，她虽恨我多变，但不会怀疑我是成心戏弄她。我们是共过患难的，一同走到延安去的。大家都已离家七八年，战事还不知何日结束，自己和家人的生死存亡，也难以断定。当我在河边和她谈将来，谈文学，谈英语(她学的是英语)，她只简单地回答：我不想那么多，我只想结婚!那时她恐怕也有二十七八岁了。
日本投降以后，我们又走回晋察冀，但不在一个队，偶尔见面，都不好意思再说话，互相回避，以为从此就生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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