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自幼年，就喜爱石榴树。从树干、枝叶到果实，我都觉得很美。我很想在自家的庭院中，种植一棵，也从集市上买过一株幼苗，离家以后死去了。所有关于石榴树的印象，都是在别人家的窗前阶下留下的。
我的家乡，临着滹沱河，每年发大水，一般农家，没有种花果树的习惯。大户人家的高宅大院里，偶尔有之。我印象最深的一棵石榴，是我在一九四七年，跟随冀中土改试点小组，在博野县一家房东院中见到的。
房东是一个中年寡妇，她有两个男孩子，一个女孩子。女孩子是老大；她细高身材，皮肤白细，很聪明，好说笑，左眼角上，有一块麦粒大小的伤痕。整天蹲在机子上织布，给我做过一些针线。
在工作组，我是记者，带有体验生活的性质。又因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，领导上并不派我什么具体工作。
土改试点一开始，就从平汉路西面，传来一些极左的做法。在这个村庄，我第一次见到了对地主的打拉。打，是在会场上，用秫秸棍棒，围着地主斗争，也只是很少的几个积极分子。拉，是我一次在村边柳林散步时，偶尔碰到的。
正当夏季，地主穿着棉袄棉裤，躺卧在地下，被一匹大骡子拉着。骡子没有拉过这种东西，它很惊慌，一个青年农民，狠狠地控制着它，农民也很紧张，脸都涨青了。后面跟着几个贫雇农，幸亏没有人敲锣打鼓。
这显然是一种恐怖行动，群众不一定接受得了，但这是发动群众。不知是群众不得不这样做给领导看，还是领导不得不这样去领导。也不知是哪一个别有用心的人，这样来解释“一打一拉”的政策。
我赶紧躲开，回到房东那里，家里人都去会场了，就姑娘一个人在机子上。我坐在台阶上，说：
“小花，有水吗？我喝一口。”
她下来给我点火现烧，说：“怎么这样早，你就回来了？”
“那里没有我的事。”
“从来也没见过你讲话，你是吃粮不管事呀!”她说笑着，又蹬起机子来。
我也没有见过姑娘去开会，当然，家里也需要留个人看门。我望着台阶下，正在开花的石榴说：
“谁栽的？”
“我爹。没等到吃个石榴就死了。”
“甜的酸的？”
“甜的，住到中秋，送你一个大石榴。”
住的日子长了，在邻舍家吃派饭，听到过关于姑娘的一些闲言，说她前几年跳过一次井。眉上那伤疤，就是那次落下的，井就在她家门口。关于这种事，我从来不好多问，讲述的人，也就止住不讲了。
试点工作结束后，人们全撤离了。我走了几天，留恋这家人，骑车子又回来了。一进村，大街上空无一人，在路过地主家门时，那位被拉过的老头，正好走出来。他拄着拐杖，头上裹着一块白布。他用仇恨的目光注视着我。
我回到房东家，大娘对我的态度，和几天以前比，是大不一样了。我又到贫农团，主席对我也只是应付。
走在街上，有人在背后说：
“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“准是住在小花家。”
我走回小花家，家里人都去地里干活了，小花正在迎门的板床上歇晌。她穿一身自己织纺的浅色花格裤褂，躺得平平的。胸部鼓动着，嘴唇翕张着，眉上的那块小疤痕，微微地跳动着。她现在美极了，在我眼前，是一幅油画，一座铜雕，一尊玉佛。
我退出来，坐在台阶上，凝视着那棵石榴树。天气炎热，石榴花正在盛开，像天上落下的一片红云。这时，一个穿得很讲究的年轻人，在大门外，玩弄枪支。前一阶段，从来没见过这个人。
不久，大娘回来了，我向她告别，她也没有留我，只是说：
“别人不知怎么说我们呢!”
后来，工作组的人说，他们听说我又回去了，曾捎信叫我赶紧离开。打扫战场，会出危险的。我也想到，那个玩枪的年轻人，很可能和小花跳井有关联，他是想把我吓走。
过了几年，我在附近下乡，又去过一次，没见到小花，早已出嫁了。因为是冬天，也就没有注意那棵石榴树。
我现在想：大娘是个寡妇，孩子们又小。她家是什么成分，说来惭愧，我当时也没问过，可能是中农。我住在她家，她给我做好饭吃，叫小花给我做针线活，她希望的是，虽不一定能沾我什么光，也不要被什么伤。她一家人，当时的表现，是既不靠前，也不靠后，什么事也不多讲，也不想分到什么东西。小花的跳井，可能是她老人家，极端避讳的话题，我的不看头势，冒冒失失，就使她更加不安了。
当我这样想通的时候，大娘肯定早已逝世。当时的年轻人，现时谁在谁不在，也弄不清楚了。
老年人，回顾早年的事，就像清风朗月，一切变得明净自然，任何感情的纠缠也没有，什么迷惘和失望，也消失了。而当花被晨雾笼罩，月在云中穿度之时，它们的吸引力，是那样强烈，使人目不暇接，废寝忘食，甚至奋不顾身。
芸斋主人曰：城市所售石榴树苗，多为酸种。某年深秋，余游故宫，见御河桥上，陈列大石榴树两排。树皮剥裂为白色，叶已飘落尽，碗大石榴，垂摇白玉雕栏之上，红如玛瑙，叹为良种。时故宫博物院长为故人，很想向他要一枚，带回栽种。因念及宫禁，朋友又系洁身自好、一尘不染之君子，乃未启齿，至今以为憾事。
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七日，大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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