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友杨墨，山东人。高大如杨，状其身体；粗黑如墨，形其皮肤。非本名也。长相虽然如此，性格却是很温和，很随便的。
我们最初相识，是一九三九年冬季，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上。那时，我是记者，他是美术工作人员，参与大会堂的建筑和装饰。他那种性格，正是我喜欢的，很快就熟了。他比我小一岁，曾在北平京华美专学习过。在山坡上他那间办公和住宿的小房子里，墙上挂着一块白布，上面是一幅画图的起草稿。只是在右上角，涂抹了一些颜色，什么景物，我已忘记。这幅刚刚开始的画，一直挂在那里，直到散会，也没看见过他增添一笔。过去已经五十年，我可以断定：如果这块白布，他还保存着，一定还是老样子。
因为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见他画过油画，画过国画，练过书法，玩过雕塑，总是只有个开始，没有个结果，没有出过像样的成品。他玩弄这些东西，只是为了给人一种印象：这是个艺术家，美专毕业，会这些手艺。就像走江湖卖艺的人一样，只拿刀枪做幌子，光说不练。
什么时代，什么队伍，也重视学历和资格。不练也不要紧，学历在那里摆着，资格一年比一年老。
一九四三年，我们一同到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。他在美术系做研究员，我在文学系。正在整风过后，学院的学习，并不紧张。夏天，我们一同到山沟里洗澡、洗衣服，吃西红柿。他有一把妇女们做针线用的剪刀，不知从哪里弄来的，一直放在书包里。我们头发长了，他给我理，我给他理。我很少看见他读书，或是画画。但谈起来，就滔滔不绝，他的美术方面的知识，还很是渊博的。
他告诉我，他正在追求文学系的一个绥德来的女生。延安生活，非同敌后，吃得饱，又安定，滋生这些欲念，是很自然的。但男性同女性的比例，是十八比一。许多恋人，都是长期处在一种游离状态，不易明朗。杨墨的事情，也是这样。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忽然宣布投降。十五日晚上，延安军民，狂欢庆祝，火把游行。我思念家人，睡下的比较早，半夜之间，杨墨来了，告诉我，他的事情，已经在延河边成功。先是挨了一个嘴巴，随即达到目的。说完又匆匆走了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爱情，有时也会像行情，战局的突然变化，使交易所的某种证券，立刻跌落了很多。人们就要奔赴各地，原有妻子的，也有望重新团圆。原处于极端矜持状态的女同志，以其特有的敏感，觉察到了这一点，于是纷纷向男友们，张开了怀抱。
我出发了，目的地是华北。杨墨因为还有一些纠葛，暂时没走。
我回到家乡，第二年，父亲病故。有一天，杨墨来到我家里，说和那个绥德女子结了婚，在路上，她又跟别人到东北去了。我没有仔细问。我想给父亲立个墓碑，请他设计一下，就把他安排在外院，和我的一个堂叔父同住。
这间小屋，每晚总是有一些人来闲谈。问到杨墨还没有家室，就有一位惯于说媒的大娘，愿意给他介绍。正好村中有一位姑娘，是妇女队长。村中两派不和，有一派说她和武委会主任不清不楚。这本是为了打倒武委会主任，却连累得这个农家姑娘，上城下界，对簿公堂。家里人觉得难堪，急着把她聘出去。杨墨又是个干部，不会有什么纠缠。杨墨给了媒人一份厚礼，三说两说就成了。杨墨又把一枚金戒指，交给了女方。这么多年，我从来不知道他有这个宝贝。很快就在我们家的西屋结了婚。
结婚以后，不知他又从哪里借来一匹马，把女人驮到河间去了，那里是区党委所在地。
办理完父亲的丧事，我就到博野一带下乡去了。听说杨墨向党委宣传部长申请了一批款，又在滹沱河北找到一个有胶泥，并有烧制陶器的旧窑的村庄，搞泥塑去了。每逢我回到区党委，就有一些文艺界的朋友，略带讽刺地说：
“老孙啊，你的老战友要成立泥人协会了。”
他并没有成功，他带着老婆，又在当地找了一个青年，给他做饭。他捏了几个泥战士、泥马。群众瞧不起他这个工作，以为是叫化子干的勾当。坐吃山空，那笔款子，不到半年，就花光了。人们对他很不满意，并涉及到我，因为他常常打着我的幌子。我并不是什么要人，但在这家乡一带，还是有些人缘的。
摊子结束以后，他又回到我的村庄，并把他烧制的一匹红马，送给我的孩子，算是答谢我妻子，在他结婚时的帮忙。他笑嘻嘻地问我的女人：
“你看我做的这马怎么样?像吗?”
我的女人拿在手里，看了一会儿，也笑着说：“像是像，就是尾巴太粗了一点，比马脖子还粗!”
芸斋主人曰：近有一青年，河南淮阳人，送我当地土产泥虎、泥蛙、泥鸟各一只。形制古朴，并有响声。惜泥虎腹部，为牛皮纸做成，不如过去之以软皮做成，更为可爱耳。然虎头鲜艳生动如故，余藏之书柜，珍视如出土文物。并因此忆及老友逸事，略记如上云。
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写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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