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六年秋冬之交，我被集中到机关五楼平台上一间屋子里“学习”。那时“四人帮”白色恐怖，空袭而来，我像突然掉在深渊里，心里大惑不解，所以对一块学习的是些什么人，也很少注意。被集中来的人，逐日增加，新来的总要先在班上做一些检讨，造反头头，也要对他作例行的审问。
有一天，又在审问一个新来的人：
“你自己说，你是什么阶级?”
“我是自由职业者。”答话的听来是个女人。我是没有心情去观望人家的，只是低着头。
大概过了一段时间，“反动”阶级成分都要自动提高一级。头头又追问这个女人，她忽然说：
“我是反动文人。和孙芸夫一样!”
我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，看看到底是谁这么慷慨地把我引为同类。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女人，身材修整，脸面秀气，年轻时一定是很漂亮的。她戴着银丝边眼镜，她的眼睛，也在注视着我，很有些异样，使我感到：她这种看人的方法，和眼睛里流露的光亮，有一点巫气或妖气。
后来，我渐渐知道，这个女人叫杨秀玉，湖南长沙市人，是机关托儿所的会计。解放前是个有名的相士，曾以相面所得，在长沙市自盖洋楼两座。这样的职业和这样的财产，当然也就很有资格来进这个学习班了。
冬季，我们被送到干校去，先是打草帘，后是修缮一间车棚，作为宿舍。然后是为市里一个屠宰场，代养二百头牛，牛就养在我们住室前的场地里。我们每天戴着星星起来，给牲口添草料，扫除粪尿，夜晚星星出来了，再回到屋里去。中间，我曾调到铡草棚工作，等到食堂买了大批白菜，我又被派到菜窖去了。
派我在菜窖工作，显然是有人动了怜悯之心，对我的照顾。因为在这里面，可避风雪，工作量也轻省得多。我们每天一垛垛地倒放着白菜，抱出去使它通风，有时就检选烂菜叶子。一同工作的是两位女同志，其中就有杨秀玉。
说实在的，在那种日子里，我是惶惶不可终日的，一点点生的情趣也没有，只想到一个死字，但又一直下不得手。例如在铡草棚子里，我每天要用一把锋利的镰刀，割断不少根捆草的粗绳。我时常掂量着这把镰刀想：如果不是割断草绳，而是割断我的脖颈，岂不是一切烦恼痛苦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？但我终于没有能这样去做。
在菜窖里工作，也比较安全。所谓安全，就是可以避免革命群众和当地农场的工人、儿童对我们的侮辱，恫吓，或投掷砖头。因为我们每个人的“罪名”、“身份”，过去的级别、薪金数目，造反者已经早给公布于众了。
在菜窖里，算是找到了一个避风港，可以暂时喘喘气了。
我和杨秀玉，渐渐熟识起来。我认为此人也不坏，她的职业，说起来是骗人的，但来找的人，究系自愿。较之那些傍虎吃食，在别人的身家性命之上，谋图一点私利的人，还算高尚一些吧!有时就跟她说个话儿，另一位女同志，是过去的同事，但因为她现在是菜窖负责人，对她说话就要小心一些。因此，总是在这位同志出窖以后，我们才能畅谈。我那时已经无聊到虚无幻灭的地步，但又有时想排遣一下绝望的念头，我请这位女相士，谈谈她的生活和经历。
她说，这是她家祖传，父亲早死，她年幼未得传授，母亲给她请了一位师父，年老昏庸。不久就抗战了，她随母亲、舅舅逃到了衡阳。那时她才十三岁，母亲急于挣钱，叫她到街上去吆喝着找生意，她不愿意去。她恳求母亲，给她一元钱，在一家旅馆里，租了一间房，门口贴了一张条子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没有一个顾客，她忍着饥饿，焦急地躺在旅馆的床上。到了下午，忽然进来了一个人，相了一面，给了她三元大洋。从此就出了名。
然后到贵州，到桂林，到成都，每到一处，在报上登个广告，第二天就门庭若市，一面五元。那时兵荒马乱，多数人离乡背井，都想藉占卜，问问个人平安，家人消息。她乘国难之机，大发其财。她十八岁的时候，已经积累很多金条了。
她说：“在衡阳，我亏了没到街上去喝卖，那样会大减身价，起步不好，一辈子也成不了名。你们作家，不也是这样吗？”
我只好苦笑了起来。
我们的谈笑，被那位女同志听到了，竟引起她的不满。夜晚回到宿舍，她问杨秀玉：
“你和孙某，在菜窖里谈什么？”
“谈些闲话。”杨秀玉答。
“谈闲话？为什么我一进去，你们就不谈了!有什么背人的事？我看你和他，关系不正常!”
两个人吵了起来，并传了出去，使得革命群众又察觉到了一件“反动”阶级的新动向，好在那时主要是注意政治动向，因此也就没有深究，也许是不大相信，会有那种事情吧。像我们这些人，平白无故遭到这种奇异事变，不死去已经算是忍辱苟活，精神和生活的摧残，女的必然断了经，男的也一定失去了性。虽有妙龄少女，横陈于前，尚不能勃然兴起，况与半百老妇，效桑间陌上之乐、谈情说爱于阴暗潮湿之菜窖中乎?不可能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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